以行政处罚类型为例，《行政处罚法》本来完全可以只设计类型化的抽象规则，而不必以8条的方式一一加以列举。

从比较法视角上看，不管是大陆法系抑或是英美法系，在财产性利益与人格性利益发生冲突时，几乎都确立了人身利益优先保护规则。[89] See article 23，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2016. 【期刊名称】《知识产权》【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权利与利益 权益冲突 。

近来，不少企业援引该法第2条的一般条款，主张对损害企业自身合法数据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比如上文所提的大众点评诉百度案、新浪微博诉脉脉案等。恰如网络空间领域，网络用户(个人)、网络平台(企业)和社会公众等不同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对数据权益提出不同的主张，而这些利益主张之间常常存在冲突，具体表现为网络用户对自身数据的人格权保护与网络平台利用数据之间的冲突，网络用户对数据的自决权诉求与信息自由流动之间的冲突。识别性标准使得区分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成为可能。与个人数据兼具人格属性与财产属性、企业数据具备财产属性不同的是，公共数据体现的是社会属性。企业数据的相关权益是否为法定化的权利，从现行立法条款上看，似乎并没有专门针对企业数据权利的立法规定。

其二，不合理的数据权利泛化配置，增加了冲突争端的风险性。正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实践中更加推崇和认可德国模式。[10]与之相对，以贺诗尔（Ran Hirschl）的主张为代表的第二种观点指出，法院是英联邦国家政治、经济和法律精英保留支配权的工具。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权力结构上的相似性，让国内学者看到了重新理解并改进我国宪法实施路径的可能。[37]为落实国务院的宪法职权而制定的行政法规，以及为落实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职权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性质上属于职权性法规，针对它们进行的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7]在纵向权力关系维度上，有学者利用弱司法审查制度创造的民主对话机制分析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力关系，[8]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我国香港地区终审法院在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时的相互关系，[9]逐渐成为弱司法审查制度本土化过程中的一大亮点。进入专题： 宪法实施 弱司法审查 合宪性审查 。

[37]也有学者把这些法律规范称为合宪性审查的间接审查对象，属于广义的合宪性审查范畴。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针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的审查都属于合宪性审查。

在漫长的普通法形成和适用传统中，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总结、发现并保障公民权利。第一，报告的主体是政府部门成员，在英国是负责起草法案的政府部长，在加拿大是司法部部长（也是检察总长），在新西兰是检察总长。具体而言，在传统议会至上模式下，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主要集中于议会，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模式愈发不能回应现实中的权利保障需求，有鉴于此，英联邦国家通过立法即制定权利法案的方式，要求政府、议会和法院三大权力主体均承担相应的权利保障责任，从而建立了体系化的权利保障模式。据此，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起草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过程中，省级人大常委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相关条例的过程中，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备案审查的过程中，都应当根据上述要求进行审查。

我国《宪法》第100条规定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前提是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2]参见王磊：《宪法实施的新探索——齐玉苓案的几个宪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在与法院的关系方面，如在新西兰对法官作出的合宪性解释，在英国对法官发出的不一致宣告，在加拿大对法官给出的违宪判决等，其议会都有可能存在不同看法，因而有必要通过废除旧法、修改旧法或制定新法的方式作出回应。通过合宪性审查来维护法制统一，理应成为当前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目标。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沈春耀主任的总结，当前我国主要存在四种形式的宪法实施，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国家各项事业、国家工作人员积极有效的工作、宪法监督。对于政府和议会而言，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公民权利已经从政治或道德义务上升为一种法律责任。

尽管如此，法官仍然可以凭借在普通法传统中积累的司法技艺，变相审查议会立法。其中，英国的经验最具代表性。

最后，对于弱司法审查制度所指向的各权力主体而言，公民权利在规范上构成它们各自行为的底线。例如有学者认为，按照弱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我国立法机关在立法中应当公开发表一份与宪法相一致的声明，以此提醒相关主体积极履行维护宪法权威性和法律体系的统一完整性的义务。笔者前述已经总结了弱司法审查的三种不同模式，此处不再赘述。根据国内学者的一般理解，所谓弱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有权审查议会立法与权利法案的一致性，如果议会不同意法院的观点，可以通过普通立法程序推翻司法判决的制度形式。其次，无论议会是否同意政府和法院的审查或解释结论，当这些结论来到议会之后，客观上为议会解决争议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28]然而，既有研究对功能主义研究进路的贯彻是不彻底的，这集中体现为在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描述性和规范性混同的现象，一方面，学者们用它来描述英联邦国家的制度实践，另一方面，学者们又用它来指导改造和建构我国的宪法实施制度。

[31]相比之下，宪法监督在性质上属于对宪法的实体性实施，它强调应当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建立专门的纠错机制，由特定主体依照宪法来审查其他主体的行为是否与宪法相一致，从而使宪法具有更强的规范效力。[6]参见张鹏：《加拿大司法审查对话体制的比较优势与运行困境》，《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然而，事实上，即便法院可以像英联邦国家那样就立法与宪法的一致性作出判断并采取相应措施，也并不妨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普通立法程序推翻司法判决，重申立法意图。[34]同前注[32]，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书，第450页。

在体系化的审查机制下，大多数审查主体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更能体会到来自地方的立法需求，更有能力在法制统一和地方治理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有学者希望把宪法解释为我国《宪法》第131条中法律的一种，从而开启法院适用宪法的大门。

首先，弱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动力是克服传统议会至上体制的权利保障困境。其二，最近几年我国所进行的具有宪制意义的重大改革事项，如建立跨行政区域的法院、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以及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也都凸显了我国维护法制统一的现实需求。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与议会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虽然各立法和司法主体均可以对下位阶法律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但它们在程序上并不构成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前提条件。

国内学者引人和介绍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努力无疑值得肯定，然而，仔细考察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本来面貌，并对照既有研究对它的理解和应用，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不少偏颇之处。摘要:  出于为我国宪法实施找出路的初衷，学者们将源自英联邦国家的弱司法审查制度引入了中国。

在精英群体的共同推动下，英联邦国家呈现出走向司法统治的趋势。并且，它以最大限度地保全法律规范为宗旨，在规范上更加贴合我国以人大为主导的权力结构，因此可以作为我国法院履行合宪性审查义务的主要方式。

我国《宪法》第99条规定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责之一是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笔者对其进行提炼，认为弱司法审查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权利保障责任的体系化。

为了提高立法的理性并降低侵权的可能，弱司法审查制度将规范视角前移至政府起草立法阶段，要求政府在起草法律草案的过程中主动审查与权利法案的一致性，由此形成了一致性报告制度。[30]据此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实施宪法的主要内容是由国家确保宪法建立的框架秩序尤其是权力秩序能够得到实现，在目标上更偏重于维护法制统一。第一，它有助于打破法院中心主义和人大（议会）中心主义理论对峙的局面，展示了在同一个宪法秩序框架中兼顾司法审查制度和议会（人大）至上地位的可能。在横向权力关系维度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式弱司法审查制度的特色在于，法院有权怀疑所适用的立法违宪或发现违宪的立法，然后通过必要的方式将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弱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流行于英联邦国家内部的制度形式，它在实践中形成了三种主要模式。五、结论：通过完善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推动宪法实施 在重新解读和借鉴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的主张，认为我国宪法和相关法律规范中事实上存在一套合宪性审查义务规范体系，由此形成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可以更高效地实现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

第二份是6.22决定，它将合宪性审查表述为一种职责。因此，更多学者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弱司法审查制度是一种融合了立法与司法审查的新模式。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在实践中，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愈发重视宪法的实体性实施。